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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翻译事业的式微之境和振兴之路

来源:网络 作者:  网络   时间:2011-07-25   点击:


  一是翻译工作相关的偏颇 

  1、翻译作品不作为学术成果。在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中,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,那就是在考量学术成果时,重原创、轻翻译,“翻译不算成果”成了学术评价惯例。其实很多翻译工作也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活动,好的译作融入了译者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,体现了其专业素养。因此,重要名著及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,应当作为学术成果,尤其在人文领域这种必要性更加凸显。国外尤其是欧美人文领域的思想成果的译介是近百年的事,我们接受“西学”受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限制,不借助翻译之力很难完成。因此,一概抹杀译者的译介成果,重“原创”轻翻译,对人文翻译者是非常不公允的,会极大挫伤学者们翻译和介绍“西学”的热情,影响人文翻译事业的发展。 

  2、翻译奖项的缺失。目前我国在文学翻译方面,鲁迅文学奖中设有5个“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”名额,但其他学术领域如史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,迄今尚未有单独的翻译奖项。鉴于翻译的特殊性及翻译产业的迅猛发展,季羡林等专家一直呼吁设立“国家翻译奖”,以鼓励优秀作品的译介,但至今未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。翻译奖项的缺位,就无法发挥翻译界的标杆作用,而且也使译者不仅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,社会价值也得不到充分的认可,进一步丧失了提高翻译质量的动力,无益于翻译事业的发展。 

  二是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形成 

  人才匮乏是我国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一个制肘,而造成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在于对人才培养不够重视,导致涌现翻译人才的源泉尚未开掘,无论高等教育还是职业培训培养机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长期以来,我国的大学教育中没有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课程来看,将培养外语人才混同于培养翻译,将翻译教育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,翻译人员的专业培养上却一直是个空缺。而国外早已把翻译作为一个专业开设课程,如瑞典、澳大利亚早已在大学开设翻译课程,这些国家甚至也有相应的硕士、博士课程。2006年,在专家的呼吁下,教育部才开始在15所大学本科尝试开设翻译课程。但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不仅在教学方法、学生素质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,而且人员规模也是杯水车薪,语种上亟待拓展到英语以外的“小语种”,还远未能适应强大的翻译人才的需求。 

  三是市场经济的冲击 

  市场讲求效益最大化,多数情况下出版人文方面的译著不符合市场“理性”的选择。根据市场运行规律,出版人文翻译作品有三个障碍:一是成本高。翻译作品除了支付普通出版物应支付的费用外,还要支付原作者版税。据业内统计翻译费大概会占成本的7%左右,再买一个版权,7%到8%,这就15%了;二是收益少。一本译著只有在销量七八千册以上才有可能赢利,而事实上除了少量的畅销书外,很少有人文译著能卖到万册以上。严肃的思想学术著作、文学精品、诗歌翻译的经济效益哪能及哈利·波特系列、明星传记的万一?因此,在支付原著的版权费、翻译费、书的设计装帧印刷以及出版方日常运营开支之外,很多译著已是微利甚至亏本;三是出版的周期长。要出版一部翻译作品其周期一般要比非翻译作品长,主要是版权洽谈和翻译需要花费较多时间。因此,在投入多,收益少,周期长的多重夹击下,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人文翻译作品。要么,为了经济利益,出版社通过诺贝尔奖、畅销影视作品、大文豪诞生逝世周年等概念炒作,并在没有保障质量的情况下加快翻译进程。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,损伤了译者积极性,也损坏了读者的利益,助长了人文翻译事业的颓势。 

三、促进人文翻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 

  要根治人文翻译事业所面临的诸多病灶,就需要相关部门规范整个翻译市场,造就翻译行业有序发展的良好基础,建立翻译人才培养、职业培训机制,做好翻译人才(包括人文翻译人才)的“开源”工作,为人文翻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。更为重要的是,要针对人文翻译的特殊性,营造好的人文翻译的政策环境,调动译者从事人文翻译的积极性,解决人文翻译人才的“引流”问题,并加强统一规划、政策扶持,从而促进人文翻译的发展。在文化政策上要重视人文翻译事业,加强统一规划和政策扶持。 

  1、通过统一规划,有计划、有规模地译介外国人文学术著作。 

  在计划经济时代,对人文书籍有统一的出版计划,几个出版社共同承担国家的一个出版任务,一起讨论选题,请专家提意见,比较好地解决了人文翻译的系统性问题。加强统一规划也是业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,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的季羡林先生生前就曾以文学翻译为例,呼吁加强翻译的统一规划,他认为“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,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,或者是填补空白的,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;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,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,力求实现质量优良、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。” 

  2、通过对设立翻译奖项、重点项目财政支持等办法,弥补市场失灵,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人文翻译事业。人文翻译事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,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。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相当普遍,如法国就在世界上超过70多个国家设有出版资助计划(在中国设有“傅雷计划”),而且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种对外翻译的资助项目。我国许多知名翻译家都得到过国外相关奖项的奖励,如1987年草婴获得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,1995年林秀清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外国文学翻译奖,1996年黄源深获澳大利亚政府授予的文学翻译奖等等。这些人名字后面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,但这些卓有成效的翻译家却因国内无相关奖项而鲜有在国内获奖。 

  3、完善现有的学术考核及职称评定体制。凡是对翻译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,翻译(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)不仅需要的是语言能力,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,这几方面缺一不可。著名文学翻译家萧乾在翻译完《尤利西斯》后说,翻译这本书要比写几部长篇小说难。这绝非虚妄之言,好的译作无论其学术价值,还是译者为此付出的劳动乃至作品的“原创性”都不亚于毫无创见的所谓学术“专著”。因此,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努力,改变过去将翻译作品一律不视为学术成果的做法,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等参考体系。当然,对于这些翻译作品也要避免简单的量化考核,“滥竽”不得“充数”,以免抹杀提高译作质量的积极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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